那灌输了几代人的红色基因，不也是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？ 只要能呼吸，就能改变。 归根到底，不就是因为中原文明之下的万万千千百姓没有明确的爱国精神吗？ 剩下的，就是一群只为了活下去的单纯的子民。 这是极为可悲的。 要让帝国真正的拥有未来，要让所有人凝聚成一股力量，要让六千万百姓站在大明日月旗下，永远记住大明才是他们的国家，那就必须进行爱国教育！ ps： 还请谅解，惊雪也希望全职写作，每日多更新，大家看得爽，我也写得舒坦。只是现在还需要工作，成年人的世界，有时候身不由己…… 又起风波，案中案 朱瞻基问老农：“庄稼长得不错，能赚不少钱吧？” 朱瞻基尴尬，不自在地又问道：“那你们冬天总该能休息了吧？” 这个老农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，一定也不会知道自己与朱瞻基的对话会代代流传。 谁当家，谁做主，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，反正无论谁坐在上面，他们一样是农民，一样要四季耕作，不同的是官吏上门的时候会带走多少东西，就这点区别罢了。 与他们利益无关，帝国更迭又如何？ 与他们利益无关，剃了头发留了辫子又如何？ 平日里没有人在乎他们，凭什么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又要求他们在乎，要求他们去死？ 元末起义的烽火，无数百姓参与其中，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，可不是为了什么弥勒降世，为了成为王侯将相，为了打造理想的国家！ 几千年来书写的胜负法则中，只有政治家，军事家，阴谋家……如果非要找出来百姓的位置，那就是板上鱼肉，任人宰割！ 所以，古代的历史的创造与延续，更像是统治阶层的手段，而不是某个主义中讲述的人民创造历史。 毕竟，大地提供了基础，最高的建筑是怎么样的，不是大地说了算，而是搭建建筑的人说了算。 这个世界到底如何走，朝向何方，不是由这些百姓说了算，而是由自己说了算。 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也无法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，但却可以如唐宗一般，轻徭薄赋，珍惜民力，克制自身的欲望与冲动，不轻易扰动民间，不轻易在民间掠取。 朝廷不廉政，帝国必多病。 官僚治理，依旧是施政的核心所在，也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。 傍晚时，朱允炆并没有入城，而是选择留宿在上塘河边的客栈中，看着夜间依旧繁华，灯火通明的河道，心情颇为舒畅。 与此同时，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调查之中，仵作在“挨打一百棍”与“说实话”之间，选择了后者，供认是牢头刘林指示其作伪证。 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刘林，也顾不上什么金钱关系，不等姚善问话，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杀掉王康御史，还给了自己五百两银子当封口费。 事实证明，地头蛇虽然勇猛厉害，但过江龙想要干掉他，还是一脚的事。 办案，即要有人证，还得有物证嘛，二者缺一，敲不成铁案那就不能判刑。 除非有铁的证据，或是有朝廷旨意。 就在姚善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安全局插了一脚，凭借着“三寸不烂之舌”，安全局“策反”了胡氏粮行的掌柜胡广财，胡广财被安全局一阵恐吓与忽悠，见胡忻已经不行了，就准备翻身起来捡石头。胡忻等官员，然后写成文书，快报朝廷，等待处置。 胡忻倒了，连同他在内合计二十六官员，都被弹劾。 一个小小通判，有能量与如此多人勾结在一起，贪污腐败多年朝廷都未曾发现，可见其手段之隐秘。 朱允炆并没有直接处理文书，虽然这样很简单，但这件事如果不通过京师六部与内阁，谁又能吸取教训，又如何引以为戒？ 薛夏询问道。 结党营私罪不可恕，胡忻当弃市，其他按律处置。 对于这种大贪大恶之徒，朱允炆也不客气，既然古代有观赏行刑的喜好，那就用用吧，虽然可能会带来少儿阴影，但能少几个恶棍，阴影一阵子也没啥。 郑治汇报：“周登被控入室杀人，然其自称有冤，是为胡忻诬害。” 郑治面露难色，道：“皇上，这件事臣处理不了，姚知府也处理不了。” “何事，讲！” 郑治回道：“皇上，周登虽是嘉兴人，却也不是普通百姓，他自称是徽州府歙（shè ）县六房之一的户房典史，据他所言，他曾翻阅账册，认为有人对歙县账册动过手脚，导致歙县每年多缴纳九千余石税赋，百姓承压已久，可谓民不聊生。” 郑治道：“确实如此。” 郑治回道：“据周登交代，他只是六房典史，一介吏员，并无上奏权限，为了将此事上报朝廷，曾找过徽州府知府衙门，但府衙并没有理睬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便寻机出了歙县，带着证据来到苏州吴县，找自己的好友也就是当时的吴县推官申成。” “后来申成夫妇被害，周登被视为囚犯关入大牢，一关就是三年。” 朱允炆拍案而起，冷厉地说道：“人命关天之事，为何不上奏朝廷！” 夏税生丝改人丁丝绢 可历史证明，一个国家或许可以没有丞相，但皇上不能没有助手，皇上是人，不是神，他也需要吃饭睡觉，也会生病犯困，全国那么多事，起早贪黑处理也未必能处理的过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