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 第142章
汉朝，文帝前元年间。
刘恒顺势向刘启道：“启儿，你觉得，耶律德光应该怎么对待这突然归到契丹的燕云地区？”
虽然契丹属于名正言顺的接管，而不是通过战争手段攻下城池。
刘启想了想，不是很确定：“首先，也是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不能立刻强行要求燕云地区的百姓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、文化习俗，不能直接把契丹的传统、治理强加到燕云地区。”
这样做必定会激起反抗。不是说契丹不能压制住当地的反抗问题，只是契丹毕竟还在逐步发展，并不适合直接面对大型动荡；何况，虽然燕云地区被后晋割让，但中原想必还是有不少人对其虎视眈眈，若是燕云大规模动荡，不正是他们的机会？
“而且，辽太祖有自己信重的汉臣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应当也有，起码太祖时期归顺出仕的汉臣还是可以用的。可以尝试让汉臣来治理燕云……”刘启有些头疼，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契丹自己的治理方式、官员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，只能说肯定和中原地区有不同。
遥辇氏有契丹八部，那么耶律氏的时候应当也没有大的改变，哪怕建国后——尚且有皇族四帐和国舅帐，显然契丹原有的分属方式并没有被废弃；
刘启翻了翻自己的记录，都是一些他认为比较关键的部分：“迭剌部是北面官北院和南院的前身……所以，契丹、辽朝的制度有北面官和南面官之分？燕云地区属于南边，耶律德光选择了南北、契丹与汉人分治？”
【十一月初九，群臣给皇太后上尊号；二十三日，群臣给耶律德光上尊号；随后，耶律德光大赦天下，并改元会同。因而，天显十二年，也是会同元年。
随后，后晋派赵莹上表祝贺，并进献了燕云十六州的地图和户籍。
收到正式转让燕云十六州的图册的耶律德光，便将契丹原本的皇都改为上京（内蒙古赤峰巿巴林左旗林东镇），也叫作临潢府；升幽州为南京；改原本的南京为东京（辽宁辽阳）。
并且，对官制来了一次总调整：升北、南二院及乙室的夷离堇为王，以主簿为令，令为刺史，刺史为节度使，二部梯里己为司徒，达剌干为副使，麻都不为县令，县达剌干为马步……
同时，耶律德光又增设了一批原本契丹并没有的官职：宣徽、阁门使、控鹤、客省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侍御、判官、文班牙署……
可以说，耶律德光的这些举措，就是在符合契丹本身的情况下，“公卿庶官皆仿中国”，“既得燕、代十有六州，乃用唐制，复设南面三省、六部、台、院、寺、监、诸卫、东宫之官。”】
唐朝，贞观年间。
李世民笑笑，唐制啊……虽然这确实是异族，但也到底说明了他大唐制度的完善性啊！
“不过，‘复设南面’，这个辽太宗确实是进行南北官制分立，汉人地区与传统契丹地区分别治理了？”不得不说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，虽然乍一听不是什么顺耳的事情，但仔细一想，还很符合契丹此时的情况。
想要维持契丹传统，不想让刚刚建国不久、并未完成思想转变的契丹遭受过强冲击，又需要学习中原制度文化，还想要收归燕云地区……
房玄龄也觉得如此：“难道这就是开篇说的辽太宗奠定了辽朝制度的所在？南北官制、契丹与汉人分治……想来，升幽州为南京，也是为了便于治理这一地区。”
宋朝，开宝年间。
赵光美看着天幕中耶律德光新增设的那些官职，和如今辽国的大致情况相对照——虽然他大宋确实一直在搜集辽国的情报，但对于各个官职究竟什么时候设立的内容，并没有太过仔细，毕竟这不是重中之重。
于是，他就发现了一个关键：“枢密院……辽国那时候还没有枢密院？”辽国如今在皇帝之下，最高的权力机关正是枢密院，虽然分为南北两院，但只是治理地方不同，核心上并无太大差别，军国大事，辽国皇帝都要与他们商讨。
却没想到，到了辽太宗时期，获取燕云之地，辽国还没有设立枢密院。
不过也是，这一次，辽国原本就有的南北二院也才从夷离堇变成大王，宣徽也是在这一次才设立，枢密院怎么也要再过段时间才能出现。
赵匡胤道：“他们正式设立枢密院，应该到了后面辽世宗的时候了。”虽然理论上应该由耶律德光来做这件事，但谁让他突然就死了呢。
不然，依照当时辽国官制发展的趋势，以及已经有“枢密使”之名的存在，耶律德光迟早要正式设立枢密院的。
【契丹是有着治理非契丹人的经验的，或者说，治理非契丹一般游牧的民族的经验。
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，他打下了大量土地，除去传统游牧范围的领土外，其余地区不乏有非游牧生活的状态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渤海国。
渤海国境内主要存在两大生活方式，北部以渔猎为主，尚且比较原始；但南部地区已经以农业为主，农耕种植广泛存在，这样的地区与传统中原汉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极为接近。
此外，契丹境内生活的汉人也已经不算稀少，一方面，是契丹多次对外征战掳掠人口回到草原；
另一方面，唐末以来中原地区藩镇割据，各地互相攻伐，政局动荡，社会生产被严重破坏；加之一些地方政权统治残暴，如北燕刘守光，“燕人苦刘守光残虐，军士多归于契丹”。
而此时地处塞外草原上的契丹在耶律阿保机的治理下，大力吸收各种人口，汉人也不例外。对于北迁而来的汉人实行“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”的“因俗而治”的政策。
这对于中原经受战火的汉人来讲，无疑极具吸引力，因此大量的汉族军民或为避祸，或为生存、获利而纷纷逃奔、叛降至契丹境内。
在此期间，契丹依照原有政策，基本上达成了“汉人各安生业，逃亡者益少”的局面。】汉朝初年。
刘邦对不少汉人投奔契丹的事情，很看得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