策问： 待写完之后，朱允炆吩咐道：“召内阁黄子澄、郁新、茹瑺来议。” 郁新与茹瑺也一致反对。 “黄卿，你曾领户部，应知这一年来，商业带来了多少商税。茹卿，你曾执兵部，心心念念无外乎新军之策推行全军，而这是需要钱粮的，你总不希望朕加税百姓吧？” 此策一旦传出，必会激振于天下，商业必会迎来繁荣，可一旦如此，无数人逐利，田地荒芜，流民成风，这又如何解决？ 朱允炆也清楚，古代施行重农抑商的基础是“封闭的”小农经济，一旦重商，小农经济承受一定的冲击，是必然的。 眼下围绕着京师，已经出现了不少新型产业，如羊毛纺织业、造纸业、煤炭业、酿酒业、交通业（混凝土施工），而这些产业需要很多的人手，可京城没有那么多人。 农村人口的转移，是城镇化与轻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，冲击少部分农业，未必会对整体农业造成损害。 从历史发展来看，商业发展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流民，真正造成流民的原因，是土地兼并，是因为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！ 而有一条鞭法与遏田产兼并国策，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的条件已然不存在，这个时候推动商业，吸纳闲散人员进入京师，对地方而言倒也不算是坏事。 即使是吃不上饭，娃也照样生。 如果当时有大商业，朱五四在家给地主打工，让老大、老二去打个短工、长工之类的，何至于饿死。 郁新、黄子澄、茹瑺面面相觑，三人轮番进言，以各种危言耸听来劝告朱允炆更改殿试策问，却又被朱允炆一一驳了回去。 “推动商业，扩大商税在税赋中占比，朝廷才能将眼下十五税一的农税，调整为二十税一，他日恢复至三十税一，乃至更低！到那时，物产丰富之下，没有商人转运粮食，没有商人交易，粮价必会大跌，谷贱则伤农，这也不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吧？” 面对朱允炆的解释，郁新、黄子澄等人终点头同意。殿试策问题发至司礼监经厂刻板，而内阁大臣也被“圈禁”起来以保密…… 解缙面带笑意，赞不绝口，道：“皇上，得益于火药改良，二炮局新制火炮可谓威力不凡，其射程已突破一千五步，然就毁伤来看，三百五十步内为佳。而寻常大将军炮毁伤最大距离只有二百五十步，两相对比，新制火炮完胜。” 解缙与徐辉祖脸上的笑意顿时消散。 解缙也为二炮局说话：“眼下二炮局匠人极为投入，堪称废寝忘食，已有不少主意，假以时日，一些想法试验出来，兴许会有大成就。” 殿试如期而至，曾棨、周述、周孟简一干人次第落座。 而授意的人，不言而喻，是后宫里的那一位…… 骆颜儿“自作主张”的目的，只是想让骆冠英为朱允炆分忧，并没有其他的因素夹杂其中，这一点朱允炆是清楚的。 朱允炆知道官场之上的尔虞我诈，知道物欲横流之下的信念崩塌，一步行错，将是万劫不复。 对于会试，朱允炆曾叮嘱解缙、杨士奇“秉公处理”，“不徇私情”，可骆冠英依旧进入了殿试，可见他还是有些本事。 毕竟人才的位置，不是市场说了算，也不是朝廷说了算，是自己说了算，商业之道，他还是别想了…… 孟子教导： 可从未有人教导过，农，我所欲者，商，亦我所欲也，两者兼得如何得…… 农、商，是不是对应鱼与熊掌？对应着生与义？ 曾棨紧张地思考着如何回答，直至额头满是大汗，依旧不敢落笔。 若是圣贤没错，只能二选一，没有二选二。可听圣贤的话，那就是皇上有错了？ 周述、周孟简等人也迟迟不敢动笔，盯着策问之下的空白，气都不敢大喘一口。 传统儒家的熏陶里面，朱子理学的经义里面，教导了他们认识世界的目光应该是一个方向的，给了他们思想枷锁，却没有给他们“思变”的智慧。代的朝廷就可以发现，真正有思变能力，有国事之才的人，几十年才出那么一两位，余者碌碌，不过是“办事员”罢了，尤其是明代中后期。 这样的人放到地方，恐怕十几年之后，依旧是老样子。 这些人，已经被自我囚禁了。 朱允炆打定主意，殿试也终迎来结束。 不可兼得，唯重农抑商一途。 并不是所有状元郎，都可以在历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。 比如，北直隶，河南，再比如： 朱允炆心头压着一块石头，一块不能动弹的石头，这块石头姓孔。 比如鲁哀公孔子为“尼父”，西汉孝平帝称孔子为“宣尼公”，隋文帝赠先师尼父，唐太宗加封其先圣、宣父，宋真宗封至圣文宣王，明太祖封圣文宣王……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封诏： 宋以前，孔子的后人不是什么沂水侯，就是什么关内侯、文宣公之类，至宋仁宗时期，改为衍圣公！ 朱允炆不介意孔子头上的名号，可随着孔子头上名号日隆日贵，其嫡系后裔也被追谥加封，并形成了一股势力，而这一股势力，是朱允炆所在意的！ 既然是招牌，自然也需要举招牌的人，孔子不在了，那只能让他的后人来举着牌子过日子了。 理性地来说，孔子他老人家是伟大的。 各位尊孔的先别忙着拿砖头，且说几件事再拍也不迟： 此时的衍圣公有几个？ 金人所立孔元措、元之孔之全、宋之孔洙。 后孔元措死了，又没有儿子，打算让自己弟弟的孙子孔浈来继承衍圣公，却被孔之全的儿子报复了一把，说孔浈身份低贱，不够资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