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 华中地处苏浙皖鄂豫赣6省，曾是蒋介石统治的基本地区，也是他过去发动内战的主要经济命脉所在。武汉失守以后，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流布在华中各地。豫南、豫东地区有汤恩伯、李仙洲部，鄂豫边、淮南、皖西地区有李宗仁、李品仙部，浙赣、皖南有顾祝同、上官云相、唐式遵部，苏南有冷欣部，苏北、苏中有韩德勤、李明扬部。津浦线、淮南线、皖赣线沿线徐州、宿县、蚌埠、滁州、南京、合肥、巢县、芜湖、铜陵等城市则为日军控制。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，但是饷弹两缺，且分散于大江南北、淮河之滨，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之中。为此，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，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，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，合力开辟苏北敌后，以打开华中局面，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。
1940年3月21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派八路军增援华中。绝非巧合，就在延安决定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，3月22日，在蒋介石、何应钦主持下，军令部制订了《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》，该方案在第一部分“方针”中明确：“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，以李品仙、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，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，以李仙洲军（附骑兵一师）与韩德勤部之一部，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，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，或相机剿灭之。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。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”。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“部署概要”中可看出，国民党为达此目的，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：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（至少一个师）、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、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（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）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。
军令部拟定的这一方案，企图在3个月内“剿灭”陇海路以南、长江以北的新四军，如剿灭不成，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，然后再作“有效之处置”。该方案一旦实施，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。为便于保密、掩人耳目，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“异党”、“异军”、“新四军”一律改为“伪组织”、“伪军”。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。在“方针”部分，蒋批示：“此用正式作战、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。应以政治工作为主，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，须纪律最严明，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，如此进剿，方能有效也。”在“部署概要”部分，蒋氏批示再次重申：“此项恐不能实施，在淮海以北地区，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，不能奏效，或反吃亏。”在“附记”部分，蒋的批示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：“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，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，若一开始动作，最多不能过半月，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。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，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，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。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，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，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。”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，蒋介石对上述“进剿方案”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，事实上，直到皖南事变发生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，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。
为防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渡，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“制裁”江南新四军之预案。1940年2月27日，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：“上饶顾长官：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，应严密注意防范。如真有越轨行动，应不稍留情，从严制裁。”
4月2日，顾电复蒋，提出了“预防并准备制裁”江南新四军的三项办法：
一、第五十二师应抽集、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，准备对付该军主力，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，并牵制其北渡，钳制其活动，即预为必要准备，随时严密戒备，免为所乘。
二、第一四四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，预密为制裁之准备。
三、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，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，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。
顾祝同在最后特地请示：“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，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，以遏乱萌。可否之处，谨电鉴核示遵。”蒋介石很快批准了顾的预案，于4月5日复电：“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，仰切实督令遵照，并将实施情报续报。”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“制裁”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。后因1940年夏天国共双方重开谈判，此案遂被搁置。但是蒋、顾图谋皖南新四军的企图却从未放弃。9月11日，顾祝同致电蒋介石，请示对皖南新四军“可否立即紧急处置”？9月30日，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谕：“特急，上饶，第三战区顾长官：对于长江南岸之新四军可照前批复之准备一切，但暂取包围监视之态势，待命再行。因现正与共党商讨黄河以南各该部队限期集合于河北也。如洽商不成，再行解决可也。”1940年11月4日，蒋又对顾发出手谕授其机宜：“顾长官，如对江南新四军行动时，应须事前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，并须派优良有力军队担此任务，不可随便行动，反为所乘，则事后更难收拾矣。务希十分慎密为要。”顾祝同心领神会，雷厉风行，授意上官云相从对日前线调来重兵，步步向泾县云岭方向布阵紧逼，并加派联络参谋闻援到云岭刺探新四军军部动向。
1940年11月14日，军令部将“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”上报蒋介石，拟调动上官云相、汤恩伯、李品仙、李仙洲、王仲廉、韩德勤等各部总计30万兵力，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。蒋介石在12月7日批示：“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，但时期当略展缓，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，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。”根据蒋、顾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领，上官云相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拟定《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》，将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，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，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左翼军指挥官，命令新七师、四十师、五十二师、一0八师、一四四师、一四五师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、青阳、南陵一线构筑工事，另调第六十二师和七十九师置于太平、石台、旌德一线作预备队保持机动。其作战要领是：“攻击开始后，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、戴家会、峡山口之线，尔后向北压迫，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。”总的方针是：“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，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，稳进稳打，摧破皖南方面匪巢，务求彻底肃清”。该作战计划特别注明，“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”。
综上所述，可见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，确实有在大江南北“肃清”、“剿灭”新四军的预案，只是对在何时何地动手，显得非常谨慎，其发令枪始终牢牢地握在蒋介石的手中。 ', ' 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