抬回女学，小姑姑也回来了。架子被放在院子里，女学生们隔着窗户指指点点。 得了大肚子病，听说是要命的事。而老黄家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最顶用的只有他一个。 后来老黄被送回家去了，还请了个大夫。听说是小姑姑替他掏的钱。 大约过了一年，十五岁的时候，我考上了外省的师范，人也长得很高了。女学门前新载的树都不如我高。 我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女学的时候，春风送行，杨柳行行。女学往外的路上，都是小姑姑和阿姨她们亲手栽下的树。 师范读了三年，其间回来过一次。 尽管小姑姑替老黄请了一次医，又免去了他三年来一大半的租，老黄还是病死了。 一年也就罢了，两年，三年，总是连一成的租子都交不上来，反而要靠女学接济。 近年天灾人祸，很多人没了土地，愿意交更多租子租地种的佃户也是有的。 要是那些土豪劣绅，一定会逼他交足租子，就早早就辞了他，哪里还会又给他药钱，又减租三年。 不过，虽然如此。那时候，我总觉得有哪里不足，只是说不上来。 一路上先是马车，轮船，最后是驴车，走走停停，我把回忆梳理到不知第几次的时候，终于快到了小妹妹的婆家。 在更早一些，老黄的事发生的一年之前，也就是我十三岁的时候，我父亲腆着脸上了女学的门，说已将我许配给了一户县里的有钱人家的独生子，想将我接回去完婚。小姑姑不答应，父亲竟叫了几个流氓做打手，动手动脚，要将我强行劫回去。 后来打听，才知道父亲做生意亏空，那个总是跟着他做生意的姨娘卷款和别的男人跑了。正巧那户和父亲有过生意往来的有钱人家，病怏怏的独生子眼看快咽气了，他家想要一个童媳妇冲喜。父亲就打起了我的主意。 只是几个月后，到了秋天，祖母去世了，我们不得不回去奔丧。 父亲这些年行商，先是经营丝绸，后又摆弄杂货，却都遭洋布洋货冲击。洋货越是便宜好使，如父亲这样的做国货的商人的生意便日亏一日。幸好家里还有祖传的良田，算是仕绅之家，靠收租子也能勉强维持。实在不行，退居乡下，做个田舍翁也使得。 只是小了我九岁的小妹妹，却裹起脚来了！ 这时候那大户的独生子也早就死了。父亲对这门亲事早已绝望了。 可是祖母棺前，他似乎也温和许多。听了小姑姑的话，没有骂我们多管闲事，只是抽着旱烟，平静地回答小姑姑：“这些年你们在城里闹的厉害，一日三变，又是总督又是总统又是新帝，什么这法那运动的。还不如乡下安稳，还依旧是老派正经，老式人物。我现在想通了，有皇帝没皇帝，还是这么过。你们的‘革命’――不靠谱！依我看来，一切还是照老时候来，最稳妥――至少比你们这些变来变去的稳妥。” 他们的革命，也似乎的确局域于廖落几座城中。而情形也确不稳妥――最近又满天下地传谣，说袁世凯称帝才是对中国最好的，鼓吹起复辟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