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乃公的儿子！
至于说周勃给薄昭送礼，让薄太后帮自己说话的事情，刘邦不以为意。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当时刘恒心里已经有数了，薄家不过是意料之内罢了，况且，大汉的外戚就是这样啊，和后世那些王朝还是不一样的。
他放松了身体，现在看来，大汉交到刘恒手上，他没什么不能放心的，现在的问题还是那个：自己若是没能多活几年，那在刘恒长成的这段空窗期，大汉该怎么办？
吕雉一扭头，就看见刘邦盯着自己。她神色冷淡，暂时并没有什么和刘邦交谈的兴趣——左不过就是这人死了之后的事情，等天幕结束后再说也不迟。
汉朝，元狩四年。
刘彻对刘恒这个祖父报以极高的欣赏：“文帝素来仁德宽厚，力求消减刑狱，武侯又是有功的列侯，怎会蒙受不白之冤？”虽然他本人对黄老并不感冒，但是他对刘恒在当时施行宽厚政治的行为还是认同的。
汉家的治国之法，本就不应该局限于一家之言，而应当择适合者而用。
而周勃送千金给薄昭，在刘彻眼中却是印证了另一件事：外戚之家，有时候很好用。特别是一些皇帝不适合直接出面或发言的事情，通过外戚这个途径转个弯，就能处理了，若是再加上太后、太皇太后的出面，有孝道这个大旗，就更方便了。
与刘彻这个皇帝不同，在场的几位文武大臣们看到刘恒的这些故事，则是再一次在心中提醒自己，一定要谨言慎行，不可居功自傲、看不清形势。
虽然他们也知晓文帝的事情，但毕竟只是从长辈口中和一些文字中获取，受到的冲击远不如天幕直接展现画面来的强大。画面中，不论是周勃在封地时惶惶不安、披坚执锐的样子，还是他困守牢狱、被狱卒欺凌的场面，都让在场大臣不断以此警示自己。
大汉建立以来，文帝已经是最为宽和、仁慈、念旧情的皇帝了——啊，惠帝不算，但即便是文帝，同样会对威胁自己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下手，完完全全继承了高皇帝的风格，更何况如今的这位天子？
周勃是好运逃过一劫，他的儿子周亚夫又是个什么下场？
比之先帝，如今的陛下更加可怕。
【通过一系列举措，刘恒成功压制了一度气焰高涨的功臣集团，稳固了自己的皇位，也加强了汉朝的中央权力。
而在搞政治的同时，他也并没有忘记处理政事。
刘恒处理政事、进行决策的时候，基本围绕一个原则：安民为本。
这可以说是从刘邦建立汉朝以来，到吕雉，再到刘恒、刘启都基本遵循的一大原则，毕竟，汉初的民生着实凋敝，这也造成了汉朝初年国力的衰弱。
因而，对于汉初的执政者来说，保民生、促进民间恢复和发展可谓是第一要务。】
汉朝，文帝前元年间。
刘恒理所当然地认下了这个原则，没错，他执政的一个最大原则就是如此。
就像他登基之后，屡屡封赏刘氏王侯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对抗那些功臣集团，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法，除去他自身力量不足外，也同样是因为他不想让天下再起干戈——大汉实在是禁不起啊！
他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，连宫殿都不舍得建，妃嫔衣着都不允许华丽，为的就是让民间经济恢复，可不是给那些野心之人打来打去的。
唐朝，贞观年间。
李世民同样点头：“民为水也，重民为正。”事关天下百姓，再怎样重视都不为过，何况汉初那百废待兴的情况呢？
他的大唐同样如此，自己登基以来，对民生赋税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魏征顺势发言道：“昔文景年间，敬民爱民，则天下蒸蒸日上，人皆乐也；后耽乐而后贪淫泆，不知恤民之际，天下苦之，四方皆怨气沸，大厦始颓毁。陛下宜戒此。”
李世民连忙点头，一边回想这几天自己又干了什么……没干什么啊？自神迹出现以来，自己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连歇口气的机会都没有，哪有时间去玩乐。
懂了，玄成这就是瞅准了机会说自己的！
【汉朝初年的经济情况相当恶劣。
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，因为多年战乱，已经到了“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”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又有商人囤积居奇，“物踊腾粜，米至石万钱，马一匹则百金”。
吕雉执政期间，虽然经济已经逐步恢复，但仍旧处于比较困乏的状态。
到了刘恒在位，想要修一个露台，因为要费百金而作罢；他的宠妃慎夫人，“衣不得曳地，帏帐不得文绣”，同样要保持节俭的作风。
这固然是刘恒爱惜民力，但同样也是汉朝当时的经济情况的一个反映。】
秦朝。
始皇帝陷入了沉默。
大秦有这么穷困吗？连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、修个露台都修不起？明明没有啊。
而大秦和这汉朝，也不过隔了一个胡亥，至多再加上几年的征战时间，就能够让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，历经几代皇帝都还没有缓过来——胡亥！
说到底，还是要怪胡亥。
不过，这倒是解决了他的一个问题，关于之前匈奴右贤王居然入侵中原的疑问。经济情况如此差，那对外的情况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倒是扶苏此时精神一振：这就是要重视民的例子啊，等等找个机会和父说一说吧。经过他的观察，在天幕降临后，嬴政对待一些事情的态度也好似有了些许不同。
【那怎么恢复民力呢？最根本的还是赋税。
吕雉时，将田租税率降为了十五税一，又给所有汉朝百姓都分发了土地，哪怕是刑满释放的罪犯也能够分到半顷，推动了汉朝经济的恢复。
刘恒更进一步，田租不再是十五税一，而是三十税一，以此激发农民的积极性；十三年的时候，还将田租全部免除。
除此之外，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。
处理完税收后，还有徭役，刘恒“丁男三年而一事”，成年男子的徭役每三年服一次，极大地减少了百姓的负担，为农业留下了充足的人口。
除去关于农耕的政策，在钱币商业方面，刘恒也采取了措施。
由于汉初大发不义之财的问题，刘邦制定了对商业严厉压制的政策，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”；吕雉时期，因为天下初定，“复弛商贾之律”，稍稍放宽了限制；
而刘恒同样再次向前一步，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，准许私人开采矿产，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。
这样的政策，极大地放宽了限制、鼓励了商人踊跃参与各种经济活动，也促进了普通百姓的副业生产，以及盐铁业的发展。】
(本章完) ', ' 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