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过了焉支山，匈奴又如何骚扰边关、伤害汉家百姓？
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：“朕觉得，日后只要有余力，就应当主动出击，最好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，不侵扰大汉一分一毫。”
霍去病也眸光闪闪，十分赞同：“陛下，臣也这么认为！我大汉国力雄厚，正应当主动出兵，消灭匈奴，那些草场也当属于大汉！”宋朝，淳化四年。
赵光义扫视群臣，问道：“众卿以为，朕应当如何应对辽国？”
大臣们彼此对视，经过赵光义多年调整，此时站在此处的基本都是听从于他的人，自是对他的心思颇为了解。
同时，到此时，宋朝已经实行防御政策数年，大家也都习惯了不主动出击、不用操心军事的日子，并不太愿意改变。
于是，一名官员道：“圣人行事，一举一动都考虑周到，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胜。边疆之事，只要有合适的将领，再加固壁垒挖深沟濠，蓄精养锐，以闲逸自处，我方安宁敌方劳顿，这样岂不为上佳？况且，现下百姓方才休养生息，时间尚短，而百姓才是根本。圣人先务本而后求末，使国内安定来抵御敌国，尧舜也是如此啊！”
此人的话音刚落，另一名官员也谏言道：“正是如此。官家爱护百姓，一直为百姓着想，是以不轻言动兵。只要官家安定天下之心，使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，感念陛下的恩惠，就是大大的德政了！而当官家施行德政，安定百姓，那么辽国那样的蛮夷也会趋利避害，自然就会归服于官家了！”
与后期的赵光义一样口称“德政”的宋朝皇帝还有数位，毕竟，哪怕时间推移，宋朝的“恐辽症”依旧没有被治愈，很多时候在朝廷中能够占据上风的是主和派。
虽然有时候，主和派又会变成投降派。
【总之，此后的赵光义逐渐把目光转向了国内，打算专心经营内政。
淳化二年，他还曾对大臣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，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谨此。”
这段话既表明了他自己的执政理念，也奠定了后代宋朝的整体政治纲领——外忧“不过”边事、皆可预防，内患才是“深可惧也”。
当然，外事不说，内患确实需要一个皇帝认真处理，但皇帝们眼中的内患就真的是宋王朝真正的内患吗？
回到赵光义的执政理念上。
其实，在“外忧”上狠狠打击了他一番的，除了辽朝，还有西夏和交趾。】
宋朝，开宝元年。
“外忧确实一般只有边事，但这正是重中之重啊！”赵光美对赵光义这样全了自己脸面、自圆其说也不知该说什么，“西夏又是何处？莫非是夏州李氏？”
“应该是吧，可这李氏不是归顺了我大宋吗？先前节度使李彝兴（原名李彝殷，因避讳改兴）和李光睿还出兵助力，攻打了北汉，俘虏都送了回来。”
赵匡胤觉得自己还是低估了赵光义，没想到他不仅对辽惨败，还能再搞出夏州李氏独立的事情，是觉得宋朝的外忧还不够多吗？
至于那句话，你就算被打得不敢搞边境了，要缩回去搞内政了，你也不能这么说啊！这句话一出，后来不愿改变的人都有据可依了。
像过去专心经略内政，暂且搁置边事的皇帝们是如何说的？基本上都遵循一个套路：先搞内政，内政搞好了才能让边事更好——可你怎么就直接说外忧不过边事？一点余地都不打算留了？
明朝，洪武年。
晋王朱倒是有些唏嘘不已：“宋朝的皇帝们确实专注内患了，可要不是压根没找对内患，要不是找对了却没有触及根本，还有的解决了一个内患后、自己又造出来一个新的……”
“没错，特别是党争出现以后。”朱标也开口回道，兄弟几人自己悄悄讨论，没有惊动他们爹。
【先说西夏。
西夏是党项一族，在唐朝时不断内附迁徙，一支最强大的部族迁徙到了夏州，称为平夏部。唐朝对于这一类外族内附基本施行羁縻制度，授予部族的首领州刺史等官职。
此时平夏部还是一个普通的、武力值比较高的大唐下属。
直到唐朝末年，黄巢起义，此时的平夏部首领、宥州刺史拓跋思恭亲自出兵，协助朝廷镇压黄巢，于是唐僖宗封其为左武卫将军，权知夏绥银节度使。叛乱平定后，又封为夏国公，赐姓李，随后将其统治地区更名为“定难军”。
至此，夏州李氏统辖五州：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，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“定难五州”。
李氏家族数代经略定难五州，势力深耕，百姓也对其颇为拥护。
及至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宋朝，第六代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即刻上书朝贡，赵匡胤也承认了其定难军节度使、西平王的割据地位。随后李彝殷死，其子李光睿继位，这期间都与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。】
宋朝，开宝元年。
“看来问题就出在李光睿死后。”赵德芳从中得出结论，毕竟李彝兴和其子李光睿在位期间，定难和宋朝关系都保持得不错，唯一的悬念就是李光睿死后，新一任节度使态度未知。
“其实定难五州一直都在不断尝试扩张势力，”赵匡胤反而给出了另一种角度，“虽然他们一直态度恭顺，并且愿意出兵相助我攻伐北汉，但也在借机提升自己的力量。如此一来，势力扩大是迟早的事情，能否妥善处置，就要看当时的皇帝和朝廷的水准了。”
只不过，不知道赵光义怎么搞的，居然还真让这定难五州分裂出去、独立成国了。
唐朝，贞观三年。
每次讲到宋朝初年的时候，总能够让贞观君臣们一窥唐朝后期的情况和问题。此次也不例外。
“唐僖宗……算了不提，”昏庸享乐，果然是末年君王，搞出了起义——黄巢，听起姓氏并非大族著姓，如此，又与那农民起义无限接近。
想到此处，李世民开口：“朕以为这黄巢起义，大约不能是孤例。而数次起义，与后来的藩镇割据不无关系，但朝廷自己也脱不开责任。”
农民起义基本于生存相关联，多半都是横征暴敛所导致，房玄龄于是道：“臣以为，朝廷必是有横征暴敛之事，此为人祸，若是辅以天灾，必起争端。”他顿了顿，聊到藩镇割据的问题，“而关乎藩镇，大约是自藩镇诞生后，朝廷的财政就出现了问题，其后也未能采取正确的方法，反而走上了搜刮百姓的道路。”
“朕没想到，朕的后代子孙居然彻底压迫百姓。”李世民掩面叹息，他一直都坚定宣扬“民”的重要性，并且身体力行地贯彻自己的话。而后来的皇帝们就算不能发自内心地爱护民众，那单纯为了基业稳固，也不应当过度欺压他们。
(本章完) ', ' 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