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 本文来自《读书》杂志，作者朱尚同
08年我国欧洲学大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乐民先生去世，我将资中筠先生发来的讣告转发给党史学者韩钢先生，第二天就收到韩钢发来的e－mail。他说：“我与陈乐民和资中筠先生都不熟悉，却对他们非常敬重。无论学问还是人格，他们都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，他们的合著《冷眼向洋》一直是我给学生布置的必读书之一（恐怕已成为他们夫妇合作的绝唱？）。今陈先生忽然西去，对他来说也许是超然了，却给生者留下哀痛和永久的怀念。天国里多了一颗纯洁的灵魂，人世间少了一位正直的学者。我不知道是该祝贺天国，还是该哀叹人间。”
这些话，看似极普通却使我憬然有悟。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写的《一代风骨今何在》这篇评介徐百柯《民国那些人》一书的文章。古有“建安风骨”，讲的是文，中筠先生所指的“一代风骨”着重讲的是人，是一种学者之“魂”，底子上都有一个“士”字守着的，是一种浩然正气。我想中筠先生那篇文章，所指的那种风骨，不也是五十一年忧乐与共的她对乐民先生最恰当的推许和纪念么！
这几十年来的中国，据我这样一个曾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学学者的体会，思想和学问融汇中西，人格独立，不随俗，不媚俗，不因权势、利害、宠遇、逆境而折腰，不与潜规则同流，坚持守着“士”字的士，确乎是难矣哉，少矣哉了。韩钢说陈先生“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”是就这一高度而言的，是一个晚辈党史学者对一位欧洲学大家心仪的追思。
乐民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既平正通达，又以诚为性命，凛然有节概，一以贯之的是民\\主和科学的五四精神。他和中筠先生在二○○五年岁末印送的致友人书中说：“从陋室（“芳古园陋室”，乐民先生家）向外望去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却令人忧思不断，这些忧思常流诸笔端。”又说：“平时看书和所思所想仍然不离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，以便在比较中加深西方‘启蒙’运动对一个民族振兴的悟解，盖横踞心中者，常觉吾国吾民尚需启蒙。”在另一文中更急切地说：“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留下的任务，那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职。”他写这些话的二○○五年，是他患尿毒症，每周三次，每次四小时血液透析已进入第八年的时候，而念兹在兹还是这民族振兴之道。套用白居易与元九书即可见他“行守高洁，志在兼济，奉五四精神而始终之则为道，言而发明之则为文”。韩钢说他“忽然西去，对他也许是超然了”，是由文及于人而懂得乐民先生的。乐民先生自称和胡绳先生一样，四十而惑，惑而不解，垂三十年。等到
“文\\革”中后期，一旦悟而求解，就自然背负起一个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对这个“令人忧思不断”社会的责任重担了。
他何尝不想求超然和闲适呢，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又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。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进协和医院，因长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瘘，只能勉力写小楷，录东坡先生“定风波”词，词后题记有云：“东坡遇大雨，莫听穿林打叶，吟啸徐行，沉浮均无挂碍，山头斜照，心境坦然，平生便当如此。”就在临近七十写此题记的后十年间，竟然又出\\版了十多本著作，或放眼于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化，或深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，卓然成家。在他走了，“也许是超然了”之后，中筠先生和女儿陈丰检点他留下的囊帙中，文稿和笔记，尚可出\\版好几本著作；春蚕到死丝未尽，乐民先生告别人世之际，是言犹未尽的。
是的，由于历史的荒唐，他志于学虽不比孔夫子晚，却无声地虚掷了人生最好的三十来年。正如他自己说的，他仰慕前辈对中西文化的系统、广博的学识和根底，自己望尘莫及。仅仅就他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，百余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都有先行者，例如早有郭嵩焘、严复，稍后有梁启超，再后有胡适、陈序经、张东荪、雷海宗，以及更近的思想家顾准等等，群星闪耀。乐民先生属于传承兼过渡的一代。他研究的是欧洲，长于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，心之所系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看法，而归结点则是我们苦难而坎坷的民族，何等需要持续而有效的启蒙。显而易见，这些都是百年来早已提出，有一些还是先贤已经初步理清了的问题，加以深化，本非难事。但在现当代中国，这些问题都带有特殊的敏感性，又因为定于一尊，从理论到实践被胡搅蛮缠了几十年。
“文\\革”结束了，中国最富潜力的老一辈也已凋零将尽，在少数幸存者奋展余辉的同时，乐民先生立即紧追西南联大、燕南园（老）清华园……的文脉，写了一大批书和文章，对这些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。这当然首先由于这些先贤给了他充沛的营养，但更由于时代毕竟不同了。陈序经、张东荪等等先生们，在当年确是站在世界潮流高度的学者，但他们大多没有完整经历过共和国这几十年的沧桑反复。顾准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，也没有经历过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新的“崛起”，更无从知道在这样“崛起”中出现的问题和隐忧。就世界范围而言，这半个多世纪也出现了一系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变化，资本主义非复当年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，社会主义也完全不是当年所理解和实践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了。
时代不同了，问题自然也不同。固然前一代饱学之士有更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，经过系统的欧风美雨的熏陶，深知中国当年问题所在。乐民先生这些过渡的一代人，也自有其优势。他们在几十年风浪中曾经沧海，特别是亲眼见到了国人寄予希望的新民\\主主义，可以仅仅因为个人的乾纲独断，居然无端倒退到空想的、反历史的假“社会主义”和“**”，搞了一场具灾难性的十年“文\\革”；此后还经历过改革开放和“崛起”中的喜与忧，因而更懂得欲求真正实现民\\主和科学，在中国是何等举步维艰；知道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皇权专\\制主义是何等的顽强，每当改革前进一步，既得利益者又是如何与时俱进地以新瓶装旧酒，维持和加强其专\\制内核的。乐民先生目睹了这一切，他可以在这样的“大历史”中，比前人更懂得中国之所以为中国，而欧洲之所以为欧洲。当然，这两代人“士”脉相承，文脉相承，都善于将中与西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，从自己的学术和实践中突破已沿袭了一个世纪的“体”“用”分开的老规范，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，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。
乐民先生的文章最能吸引我的，是其中的历史厚度，即穿透历史的眼光，再加上全球化的视角和无处不在的中华情结。在他的笔下，历史也可以从思想、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最终加以说明。例如他说，英国由君主制向民\\主制（包括虚君的民\\主）的转变，大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才最后完成，是一步一步的，渐进的。“不管是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，现在再加上政治文明，都必然是一个进程，不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的。”“英国的工业革命，与其说是爆发了工业革命，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结。”他进一步说中国：“我们有时动不动就建立一个‘制度’，一个‘制度’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，是渐进的。”这句话多么有历史沧桑感啊！
他说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大功劳之一，是揭开了历史经验的表层，让“精神的历史”浮出了水面，这的确是哲学家睿智和深邃之处。这个精神世界，他以为：“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，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，至盎格鲁－撒克逊的实证、经验哲学，而后衍生为‘英美传统’的自由和民\\主精神。在欧洲大陆，是古典的
‘文明传统’加上英国的经验，经过启蒙**，汇成了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共和等现代民\\主思想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自由的思想和民\\主的制度在十九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，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‘大西洋的文化（或文明，或思想）体系’。”并以为，概括的可以叫“自由主义”。它不是先有理论，不是先有一些“精英分子”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，它纯然就是从经验中产生的。换句话说，是先有“自由”，再发展成“主义”。
从十九世纪开始，民\\主变革的精神，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扩散开了。试看今日之世界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，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，国家关系何等对立，宗教教派冲突何等毫无理性、激烈而又狂热，自由和民\\主作为人类神圣的、理性的精神，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？当然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在今日世界还是必然会有的。
总之，他的结论是：“欧洲精神”或西方文明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道路，在实质上点出了“世界历史的走向”。五四时期提出的德、赛二先生，说到极处，是对“欧洲精神”的高度提炼，“欧风美雨”所及，浓缩而又浓缩，就是“民\\主与科学”。这是自十五世纪以来，人类通过理性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所走过的道路，这条道路在“精神的历史”里，可谓历历在目。
谈二十世纪的欧洲，离不开欧洲的“一体化”。乐民先生认为这是欧洲人的一个大创举，是二十世纪欧洲从理想主义过渡到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，千万不要小看了。这个理想可以从几个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里找到渊源，现在“欧盟”每次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，都还要回溯一下过去。将这么多有独立主权甚至有世仇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，非洲办不到，亚洲也办不到，但欧洲各国人民共有着久远形成的科学、民\\主、自由、平等、人\\权、宪政、法\\治的理念和实践，都自认是欧洲人，有一种感情的凝聚作用，其联合不仅是政府行为，在文化上也其来有自。
欧洲人这种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确是深入人心的，还可以从另一例子来看。东欧为什么在一九**年先于苏联解体而发生剧变？一方面是苏联自顾不暇，失去控制能力，东欧专\\制政府不得人心；另一方面则是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苏联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下，并用意识形态灌输了那么多年，对不起，东欧人的脑子，仍然是欧洲文明的脑子（只不过越往东越淡），人们潮水一般冲垮了柏林墙，可见欧洲精神影响之深。所以欧洲不仅是政治的、经济的欧洲，首先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欧洲。有人甚至认为“欧洲联盟”的经验，是遥远未来“世界政府”的一个“雏形”。说明欧盟的确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。
乐民先生因为在家庭和小学、中学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，国学修养也是他这一代中的佼佼者，古文极有根底，还能书善画。画我不懂，只觉得颇有书卷气；他的字，秀于外而锋力蓄于中，是真懂和真会写的。我手头有几封他的来信，全是毛笔小行楷，一笔不苟。一九九八年他因尿毒症，在透析中瞬间晕眩不省人事，恢复后在一本画册的一页上画满了草地和丛，独秀的是菊（芳草满园），另题了一首小诗：
咏老自勉
甑堕元已破，况今老衰残。
伏几惟述作，弄墨有余闲。
方寸容天地，须臾即神仙。
桑榆何云晚，芳草正满园。
画菊，而用桑榆何晚，意在画外，全非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。此诗此画很能表达他病中的心境和其国学根底。
乐民先生说，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曾发现自己在感情（对中国传统文化）和理性（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）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。他问自己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