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秦汉时期，甚至更为久远，沿海军民已经开始与邻海之地有过往来，当然，这种来往十分有限，次数也不多，跑的路也不远，往往也就在海上飘那么三两天。 唐宋五六百年之间，沿海一代，尤其是福建泉州、漳州等地居民，为躲避时不时出现的战乱、兵祸，不得不从陆地跑到海上，这一跑，就去了澎湖、流求。 在商贸关系之前，这些地方与华夏王朝军民，也得碰个面，吃顿饭，认识一下，熟悉了之后，才好拉个手，逛个街，买个礼物什么的。 通商贸易，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规模的。 明太祖朱元璋很早就意识到海外通商是有利可图的，毕竟，也就弄一块地，安排几个官员就能收取商税，何乐而不为？ 市舶司建起来了，老朱大笔一挥，题了个字： 市舶司这个海关部门，当时管理的外贸，分为两个板块，一个是通商，一个是通贡。 市舶司官员对这部分人，也就上船看看，调查下你卖的货是什么，价值多少，然后按照比例，抽取税金，之后你就能拿去自由卖货了。 当然，你卖完货物还想搞点进口，也是一样的规矩，按货价值抽取税金，交完钱你就可以回去了。 通贡那就不一样了，虽然它也有着贸易的性质。但它的对象，不是这个大亨，那个富农，而是朝廷。 市舶司官员需要检查船只与货物，如果这群人觉得船上睡觉不好，那需要把他们送到驿馆里住，想吃点地方特色，也需要买给他们，如果他们还请去京师溜达一圈，那你也得给人家安排好。 如果这群海外使臣献纳的是豆蔻、苏木、沉香、犀角、孔雀尾、象牙，或者直接把狮子、大象给拉了过来，那到时候朝廷需要估计这些东西的价值，然后“回赐”货物。 对了，人家好不容易来看看大明，多少得给点赏赐吧，每个人给个三十两不多吧？ 就算是人家献纳的不是稀罕玩意，就是带一堆大米、海螺、乌龟王八过来，你也得笑呵呵地接收，然后告诉他：这次我们就收下了，下次，王八这东西就不要带了…… 老朱享受了几次风光，但没过几年，觉得不对味了。 老朱郁闷的后果就是，限制通商入贡的次数，所谓的“入贡既频，劳费太甚，朕不欲也。令遵古典而行，不必频烦，其移文使诸国知之。” 因为价格问题，还打过架。 再比如土木堡之变，一开始打架的导火索，也是因为马匹价格没谈拢，人家鞑靼说这匹马值三百两，大明说只值一百两。 朝贡，是外国使臣来大明送礼，中国买下来，然后开个集贸市场，让其把剩下的货物卖掉。 这也不怕，大明有智慧，开创了“颁赐贸易”。 明代建立之初，并不存在多明显的海禁政策。 还有人说方国珍的残余部队都在海外诸岛好好活着呢，再不管管，很可能会里应外合，反攻大明。 没了黄渡镇，还有广州、泉州、明州，生意还是可以做的。 一句话： ps： 海禁，已无意义（二更） 可是，朱元璋虽然捆住了商人的手脚，但商人还是会蹦跶的，今天找个隐蔽的海湾，明天找个不为人知的水道，偷偷做点买卖。 大明海岸线很长，也没设置查私缉毒机构，你老朱说禁，就禁得了吗？ 这就有些过分了，你们好歹是走私过来的东西，没办-证，没交税，偷偷摸摸地交易下也就是了，可满街都是，四处不缺，公然发卖，就有点过分了。 老朱的脸是什么样子的？ 于是在洪武七年，朱元璋暴跳如雷，厉声喊道：“给老子撤销了所有市舶司，日后，寸 寸板不得下海的政策出现，很可能是老朱没吃到贸易红利，结果得了红眼症的结果，他当时的心态应该是这样的： “寸板不得下海”的规定清晰明确，没暗箱操作空间，查起来就容易了。 需要声明一下的是，“寸板不得下海”只是针对大明，外国使臣乘船而来，是不会被干掉的。 你说我走私，讲话要有证据啊…… 很多官员害怕，这整天掉脑袋跟切西瓜似的，几百个几百个的切，谁能受得了？ 朱元璋担心这些人跑到海外去，对于海禁查得更严，封锁得更密，处置的也更为严苛。 开辟新路线是有风险的，很多人都被抓了，就是在这一年，出现了震惊大明与南洋的“三佛齐乃生间谍”案。 好人生意难做，海贼行情看涨。 禁止走私，管控太严，导致大明国内香料供应数量极少，价格自然也就贵比黄金。受利益驱动，很多牟利之徒，不怕牺牲，千难万险，也要将走私进行到底…… 禁止民间使用番香番货。 从洪武三年开始，到建文元年，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大明禁绝了通商，入贡基本上也就区区几个陆上国家而已。 现在，轮到朱允炆了。 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人家沿海那么多人，除了打渔之外，做点进出口买卖，改善下生活，招谁惹谁了？ 朱允炆不愿意接客，更不愿意华夏子民接客，所以，大海必须打开，通贡什么的无所谓，但通商，必须恢复起来。 朱允炆看着茹瑺，肃然道：“三佛齐与南洋诸国，物产富饶是不争事实。太祖禁绝近三十年，于朝廷并无利益，反而坐大私商。再如此延续下去，已无意义。” “商人船队？” 哪里来的商人船队？ 不久之后，朱植、朱耿、朱桂三王被召入宫。